建宁政变:东汉王朝的历史拐点

发布时间:2014-1-14  来源:百家讲坛  作者:王鼎杰  浏览次数:2566

 东都日食

  汉灵帝建宁元年(168年)的五月初一,东都洛阳的官民一起目睹了一场突如其来的日食。

  对于饱受科学浪潮冲刷的现代人而言,日食早已不再神秘,也很少还会有人将之与政治变革联系在一起。可是,在东汉时代,日食的含义就大不一样了。

  就在日食发生后的第二个月,也就是夏六月,太白星在西方,经过房星区的第一星位,进入太微星区。按照当时的政治星相学常识,太微代表天子之庭,房区四星则代表皇帝布政之宫。
  时任侍中的刘瑜是当时著名的星象学家,他在给皇太后的上书中的结论是,“宫门当闭,将相不利,奸人在主傍,愿急防之”。同时,他还联系了太后的父亲大将军窦武,以及太傅陈蕃,指出“星辰错缪,不利大臣,宜速断大计”。

  “宜速断大计”是关键所在,它表明,大计早就存在了,而且刘瑜也知道,只是需要早点决断,尽快付诸实施罢了。

  那么,这个大计究竟是什么呢?最终的结果又为何演变为一场血流成河的政治屠杀了呢?他们要杀的究竟是谁?最终又是谁被杀了呢?

  故事的源头还要从东汉孝和帝说起。
  东汉史上的外戚与宦官

  章和二年春正月,汉章帝驾崩,时年31岁。继承帝位的是年仅十岁的皇四子刘肇,即汉和帝。

  因为皇帝年龄太小,所以太后窦氏临朝听政,外戚势力随之高涨,窦太后的兄长窦宪因为讨伐匈奴有功而得以把持朝政。

  窦宪虽然是个权臣,但也是个能臣。他远征匈奴,出塞五千余里,连战克捷,直接促成了匈奴的西迁浪潮。同时,如著名史学家班固等知名学者,也是因为窦宪才得以被委以重任。

  可是,汉和帝虽然年纪小,却不愿意做傀儡。在宦官郑众的帮助下,汉和帝于永元四年夏六月突然发动政变,收缴了窦宪的大将军印绶,并逼迫其自杀,窦宪的亲族、党羽也遭到株连,班固也被殃及,死于狱中。

  汉和帝掌握政权之后,论功行赏,郑众自然成了第一大功臣,但他面对赏赐总是“辞多受少”。汉和帝认为郑众不居功自傲,有贤者风范,所以就经常和他商讨国政。顺便值得一提的是,除郑众外,还有一个宦官也深得汉和帝的信赖,他就是以改良造纸术闻名一时的蔡伦。据《后汉书·宦者列传》记载,蔡伦为人“有才学,尽心敦慎,数犯严颜,匡弼得失”,“监作秘剑及诸器械,莫不精工坚密,为后世法”。与郑众相比,蔡伦无论是才学还是人品都犹有过之,所以深得汉和帝及其皇后邓氏的欣赏。虽然他偶然也会跟着皇帝、皇后扛顺风旗,干一些心狠手辣的事情(如秉承邓皇后的暗示,逼死两位受宠的宋氏贵人),但总的来说,在宦官中还属于有才有品的人物。

  这样就在汉和帝的心中产生了一个危险的错觉,认为宦官忠诚可靠,是副作用很低的政治力量,从而为日后的宦官干政、祸乱朝纲埋下了伏笔。

  元兴元年冬十二月,年仅27岁的汉和帝驾崩,继位的是刚出生百余日的皇子刘隆,刘隆仅在位一年就驾崩,是为汉殇帝。

  接着登基的是汉章帝的孙子、清河孝王之子刘祜,他12岁登基,31岁驾崩,是为汉安帝。

  在这连续的幼主登基中,邓太后成为实际上的最高决策者。她控制政权依靠的是两股力量,一股是她的娘家人,一股是以郑众、蔡伦为首的宦官。好在邓太后的兄长大将军邓骘尚能广揽四方贤能之士入朝,军事上则能任用虞诩平定西北羌乱,邓太后本人也能做到勤政节用,所以邓太后临朝期间,虽然宫廷内部问题重重,但朝纲井然,国威日重。
  但是,邓太后的去世打破了局面的平衡。

  汉安帝在永宁元年夏四月立刘保为皇太子,第二年改元建光,就在这一年的春三月,邓太后去世。亲政后的安帝开始追究蔡伦当年逼死宋贵人的责任,蔡伦自杀,从而为新的宦官魁首腾出了空间。随后,在安帝的乳母王圣的安排与挑唆下,安帝借助宦官李闰、江京的力量发动政变,清除了邓氏集团,邓骘与儿子邓凤也绝食而死。安帝的皇后阎氏的家人如影随形地跟进,逐步取代邓氏家族,成为新的外戚权贵。阎皇后的哥哥阎显,弟弟阎景、阎耀、阎晏皆被委以重任,参与朝政。同时得到委任的还有汉安帝的舅舅耿宝。

  在安帝乳母王圣与宦官江京、樊丰等人的构陷下,汉安帝在延光三年(124年)九月废除了刘保的太子身份。延光四年三月初十,汉安帝在南巡途中驾崩于车中。阎家为继续把持朝政,第一个举措就是继续把刘保抛弃在一边,先是隐瞒安帝驾崩的消息,等待布置完毕之后就迎立了幼小的北乡侯刘懿为新君。刘保甚至连到灵前祭奠的资格都被剥夺。

  阎家巩固政权的第二个举措是联合江京除掉耿宝、樊丰,流放王圣母女于雁门关,清洗耿氏家族。相应地,升迁阎景为卫尉,阎耀为城门校尉,阎晏为执金吾,全面控制京城与大内的警卫工作。

  这两件事完成后,大权自然就牢牢把握在了阎家的手中。可是刘懿在三月二十八日登基,十月二十七日就暴病身亡。在阎显的安排下,太后再次秘不发丧,悄悄召集各位王爷的幼子进京,以从中挑选好控制的小孩当新皇帝。同时在阎显的主持下,关闭宫门,京师戒严,大有山雨欲来之势。

  没想到就在此时,一个名叫孙程的宦官忽然跳出来替废太子打抱不平,带着18名少壮派太监,在十一月初四,借助京师和16个郡、国同时发生地震的良机,趁乱发动宫廷政变,杀了阎氏一派的江京、刘安及陈达,同时劫持了在宫内依然很有威望的李闰,控制住内廷后,拥立了11岁的刘保,也就是汉顺帝。

  面对这场突发的政变,阎显显得有些手忙脚乱,不知如何应付。倾向阎氏的小黄门樊登建议阎显以太后的名义发出诏书,召集越骑校尉冯诗、虎贲中郎将阎崇,调集部队到平朔门进行武力镇压。阎显采纳了这个建议,并发出封赏令,声称能抓到废太子的封万户侯,能抓到李闰的封五千户侯—这说明,到这时为止,阎显还没搞清楚主谋究竟是谁。

  而冯诗表面上装作顺从阎显,一离开就杀掉了樊登。尚书郭镇得到政变的消息后,也抱病赶来支持政变派,他带领守夜的御林军擒获了正准备入宫镇压的卫尉阎景,从而为政变派赢得关键的12小时。

  次日,也就是初五,孙程终于找到了传国玉玺,刘保随之开始发号施令,从而得以收押诸阎,幽禁阎太后于离宫。一场针对阎氏家族及其追随者的大清洗随之展开。刘保这才算是坐稳了江山。而那个可怜的傀儡—刘懿,连熬到新一年的福气都没有,自然是连个年号都没有留下,更不会得到帝号,从而成了被遗忘的历史一页。

  在这一政权交替的过程中,宦官集团无疑发挥了重大作用,但新的外戚强权梁氏家族也逐渐崛起。汉顺帝11岁登基,30岁驾崩。他死后,梁太后临朝听政,太后之兄大将军梁冀就实际把持了朝政。
  继承汉顺帝的是只有两岁的太子刘炳,也就是汉冲帝。这位孝冲皇帝在位仅六个月就驾崩了。只是因为他死在正月初六,跨了个年头,所以被称为在位一年,还留下了一个永嘉元年的年号,实则仅在这个年号下活了六天—但不管怎么说,和刘懿比起来,总还是幸运者。

  三岁而终的汉冲帝自然不可能有子嗣,于是继承权问题再度成为政治斗争的导火索。在梁氏家族的主导下,迎立了汉章帝的曾孙、渤海孝王之子、年仅八岁的刘缵为帝。这位新皇帝就是在位仅一年半不到,就被梁冀因一句“跋扈将军”而毒杀的汉质帝。

  毒杀汉质帝后,梁冀又拥立了15岁的蠡吾侯刘志,即占昏庸之名的汉桓帝。

  与汉和帝一样,汉桓帝再次依仗宦官势力夺回了旁落的大权。当时梁氏的势力已膨胀到惊人的程度,一门之中,前后七人封侯,三人当上皇后,六人成为贵人,三人出任大将军,另外还有卿、将、尹、校级别的官员57人。为了巩固对内廷的控制,梁冀将其另一个妹妹嫁给桓帝为后,结果就出现亲姐妹二人,一为太后,一为皇后的局面。在这个背景下,梁冀把持国政近20年,梁太后在和平元年(150年)归政给汉桓帝后,梁冀依然继续把持大权,直到第九年八月,桓帝发起了兵变。

  当时,汉桓帝和五位宦官(唐衡、单超、左悺、徐璜、具瑗)在密室歃血为盟,订立了针对梁冀的攻守同盟。有意思的是,这次歃血盟誓,既不是歃的牲口的血,也不是每个人都放了血,而是由皇帝咬破单超的手臂后,大家蘸着单超的血立下的誓言。

  可是,就是这样一个貌似少年闹剧的盟誓,摧毁了庞大的梁氏家族。

  一切都宛如和帝朝窦宪事件、顺帝朝阎显事件的重演。汉桓帝借助宦官控制禁军,突然发起政变,关闭四门封锁梁冀的亲信入城援助,同时派出一千余人包围大将军府,收缴大将军印绶。梁冀夫妻仓皇自杀,梁氏家族随之花果飘零。在随后的大清洗中,和梁家有关系的官员被悉数罢免,以至于三百余名京官同时罢职,“朝廷为空”。同时收缴了梁家的大量私产,出于稳定局面、笼络人心的需要,汉桓帝宣布“减天下租税之半”,等于是变相把这些没收的财产分摊给了全国百姓,并将梁家的私家园囿开放,为贫民提供就业空间,从而在中国历史上创下一个纪录:第一个把没收的非法财产还之于民的皇帝。

  这个时候的汉桓帝倒是颇有些踌躇满志的气势,也激起了举国的关注,一时间,大家都希望能出现一个清明的新政时代。可是,这个期望很快就落空了。在封赏功臣的过程中,单超等五人同时被封为侯,是为“五侯”。随后,外戚力量暂时被抑制住,可宦官集团却急速膨胀,把持朝政,卖官鬻爵,并罗织罪名,制造冤狱,株连士大夫,反而不如窦宪、邓骘和梁冀执政时期。窦宪、邓骘和梁冀执政时,虽然皇帝个人受些委屈,外戚集团自身也分到了不合理的红利,但毕竟整个国家的运作还有规可循,有时甚至堪称治世。但到了这帮太监出来鼓捣的时候,整个国家就乱套了。

  这种混乱一直持续到汉桓帝去世,12岁的汉灵帝登基,才有了一丝转机,也才和本文开篇所述的日食异象连接了起来。
  名士不敌外戚,外戚难赢宦官

  原来,汉桓帝没有子嗣,汉灵帝又是旁支入主大内,加之又是幼主当国,故而窦太后临朝。于是,太后之父大将军窦武就成了新的强力人物。

  这位窦武在外戚中属于王莽、邓骘式的另类人物,“多辟名士,清身疾恶,礼赂不通,妻子衣食裁充足而已”。当时西北羌乱,“岁俭民饥”,窦武得到两宫赏赐,“悉散与太学诸生,及载肴粮于路,丐施贫民”。姑且不说他这样做的动机是什么,是想当第二个王莽,还是做第二个邓骘,至少在当时,窦武的行为使他和名士集团之间建立了特殊的情谊。

  与窦武同时被任命为太傅的陈蕃,是名士集团的魁首人物之一,在京都太学生和世家大族中享有很高的威望。窦武、陈蕃,这一文一武两大领袖人物,不仅私交融洽,深得窦太后的信任,而且都认为应该改变宦官专权的现状。一次二人“共会朝堂”,陈蕃私下对窦武说:“曹节、王甫等,自先帝时操弄国权,浊乱海内,今不诛之,后必难图。”窦武“深然之”。陈蕃大喜,“以手推席而起”。继而窦武又把同样有意收拾宦官的尚书令尹勋引为同道,从而标志着一个新的政治联盟产生。

  接着就发生了日食事件,陈蕃认为这为他们的行动提供了一个有力的根据,“今可因日食斥罢宦官,以塞天变”。窦武也表示同意,决定进宫说服自己的女儿采取行动。

  在这样一个强强联手之下,似乎并不难扫灭区区几个乱政的宦官。但事实证明,这件事情远非看上去那么简单。

  今天回头看来,窦武与陈蕃最大的错误就是轻敌冒进,他们太急于求成,反而欲速则不达。如果他们仅仅是收拾个别宦官,确实是易如反掌,甚至还可以利用宦官集团内部的矛盾,借力打力。但是,二人的目的却是要从制度上彻底废弃宦官制度,并将所有宦官一网打尽。这样一来,就不免树敌过多,而且也很难得到窦太后的认可。因为窦太后已经习惯了和宦官共事内廷。而此时宦官集团中的王甫、曹节等人,也看清了实力股所在,与汉灵帝的乳母赵娆一起,整天围着窦太后打转,想方设法讨其欢心。这个做法收效极大,他们不仅在窦太后身边地位日隆,而且居然开始干涉官僚集团的人事任命问题。在窦武、陈蕃看来,这是绝对不可容忍的,但在窦太后看来,这却是正常现象。

  她对乃父说得很清楚,您老人家对哪个宦官不满,杀就是了,但您不能把所有宦官都杀了;就算您可以杀所有宦官,但却绝对不能杀了所有宦官之后不再招募新的宦官。窦太后认为,内廷专用宦官,是汉家传统,再说了,难道父亲您让女儿守寡之身,整日楚楚作态地和那些士大夫在一起处理内廷事务吗?

  在这里,年轻的窦太后于不经意间说出了一个惊人的秘密。原来,在注重男女之防的当时,太后是不便于整天和士大夫们混在一起的,比较合适共事的是和她有血亲关系的人,以及后宫的女官和被阉割的残缺男人们。

  这样一来,只要是小皇帝当政,必然太后临朝,只要太后临朝,必然导致外戚与宦官横行,而这两股依附性力量,又以宦官更接近太后与小皇帝。在皇权导向下,除非外戚是王莽与曹操,不然,在合法框架下,外戚就算联合了名士集团,也是很难斗倒太监的。

  宦官在东汉掌握了禁军的指挥权,这就导致禁军畏惧宦官甚于畏惧大将军。只要司隶校尉肯帮忙,选个时机把城门一闭,外军进不了城,宦官就可以拿着皇帝的诏书,指挥禁军收拾大将军了。就算司隶校尉不帮忙,宦官也有办法,他们可以诱骗大将军进宫,把宫门一闭,同样可以在封闭环境里伺机将之杀害。要做到这一点并不难,只要他们能得到皇帝或太后中任一方的支持或默许,挟持或蒙蔽住皇帝与太后中的任一方,都可以轻易诱引大将军进入陷阱。这是皇权导向下,宦官近水楼台先得月的先天优势。

  如果仅此而已,也就罢了。由于传统史书多半倾向于从“君子—小人”的二分法道德视角解读历史,又受帝制时代的影响,总是倾向于皇帝,一看到皇帝受委屈就要鸣冤。这就限制了他们的视野,使他们未能更广角、更理性地看待政治问题。
  如果我们记住现代宪政是近三百年内才逐渐形成并完善的一种全新事物,那么我们就必须承认,在汉朝,对于中国那样一个广土众民的国家,君权是不能取消的,取消之后就会出现大混乱。可是,谁也不能确保不出现小皇帝,或者,就算强制避免了幼主临国的局面,也还是不能保证每一个皇帝都是贤明君主。当君权既不能按照儒家的理想状态运行,又不能维持官僚组织的正常运作的时候,就必然需要一种替代性力量。从这一点上讲,外戚与宦官的交相主政,也有其迫不得已的现实合理性。而且,话说回来,无论是郑众、蔡伦,还是李闰、江京,抑或孙程和他那18个少壮派太监,从皇权政治的角度讲,都确实是大忠臣。没有他们,皇帝就坐不上龙椅,甚至有可能死于非命。

  可问题的不幸在于,宦官作为被阉割的残缺人,生理上的缺陷影响了其心理,导致大部分宦官因为没有希望,而不追求名留青史,只在乎现世享乐,成为彻底的物欲主义者。故而当大将军主政时,还能搞一些建设性活动。如窦武、邓骘主政期间,虽然官僚集团和皇帝被他压制得够呛,但是社会却运转得很好,外部的匈奴与西北羌乱问题也得到解决。

  而深层的悲哀还在于,士大夫斗不过大将军,大将军斗不过宦官。

  可是,现在大将军联合了士大夫,硬是要收拾宦官,这又怎么办呢?

  窦太后的意思很明确:不办。

  可是,这位窦太后显然不清楚,所谓内廷专用阉人并非汉家传统。在西汉,内廷就是既用被阉割者,也用正常的士大夫。而当时的被阉割者也多非专职太监,而是因犯错误被阉割的正常官员。如司马迁就是其中最著名的一例。换言之,在西汉,宦官并不等同于阉人,只是内廷官员的意思。内廷官员专用阉人,和阉人队伍的专业化、制度化,是到了光武中兴之后的东汉才出现的一个新现象。

  这些历史掌故,窦太后不仅不知道,似乎也不想知道。

  似乎是要给父亲个交代,当窦武对中常侍管霸、苏康下手时,窦太后采取了默许的态度,可是,当窦武杀了这两个宦官后,还要继续杀曹节等人时,太后就坚决不允了。

  当窦武无法从理上与女儿沟通,情又不足以摆平问题的时候,僵局就出现了。而无论是窦武、陈蕃,还是窦太后,都过于低估了宦官集团的力量,也低估了政治斗争的残酷性。他们似乎也都忽略了,在皇权政治时代,血亲关系非常重要,可汉灵帝恰恰不是窦太后的亲生骨肉,这一点已经为日后的大悲剧结局埋下了伏笔。

  就在僵持期间,又发生了前述“太白犯房之上将,入太微”的星象事件。既然这意味着对大臣不利,也就进一步激起了窦武、陈蕃急于打破僵局的动机。他们都知道,这种事情不能拖延,不然必然是谋敌不成,反为敌害。

  为了打开僵局,窦武与陈蕃任命朱寓为司隶校尉,刘佑为河南尹,虞祁为洛阳令。窦武又罢免黄门令魏彪,以与自己关系密切的小黄门山冰代替。这也就意味着,京都地区的军政大权,和京都所在省区的控制权都落在了窦武的控制中,尤其是司隶校尉,负责京师治安,有抓人、审讯、定罪的大权,黄门令则专门管理宦官,最是窦武、陈蕃所需要的。于是,一场紧锣密鼓的围捕宦官行动就此拉开序幕。
  变起深宫

  窦武的计划是,先通过山冰找机会抓小辫子捉拿任长乐宫尚书的宦官郑飒,送北寺狱待审,继而由山冰和尹勋、侍御史祝瑨联合会审,通过严刑拷打,得到了对曹节、王甫极其不利的证词。继而尹勋和山冰联名上奏,要求捉拿曹、王,并通过那位星相大师刘瑜内奏太后。

  到此时为止,一切都在窦武的控制之中。剩下的似乎就只是收网抓鱼了。

  也许就是因为进行得太过顺利,窦武一身轻松地在九月初七离开皇宫,回到了大将军府。可是,就在这天晚上,形势却发生了一百八十度的巨变。

  正所谓敌中有我,我中有敌。就在窦武自认为算无遗策,回家休闲的时候,他怎么也没料到管理奏折的官员里有宦官的卧底。通过这个卧底,长乐宫的五官史朱瑀偷看了窦武的上书,知道了窦武的目的在于彻底消灭宦官集团!而在此之前,他们以为窦武的目的只是针对性地收拾个别宦官。

  极度震惊之后,朱瑀迅速采取了孤注一掷的反制行动,他四处串联,散布窦武与陈蕃合谋要废掉汉桓帝的消息;并以惊人的速度组建了一个攻守联盟,其核心是长乐宫内平日与他关系最铁的17名壮健宦官(为首者是长乐宫从官史共普、张亮),他们“歃血共盟,谋诛武等”。

  在这个决定命运的夜晚,曹节发挥了重大的作用。他对年仅12岁的汉灵帝说,外面发生了混乱事件,请皇上迅速移驾德阳前殿避难。他还故意制造紧张气氛,让皇帝握剑在手,以“乳母赵娆等拥卫左右”,带着皇帝的专用通行证物,直奔德阳前殿而去。在控制了皇帝后,这帮宦官就以皇帝的命令召集尚书官属到德阳前殿开会,同时关闭宫门,对这些尚书府的官员“胁以白刃,使作诏板”,“拜王甫为黄门令”,命他持节去北寺狱,收押尹勋和山冰,并释放郑飒。

  对于突然到来的王甫,山冰并不买账,拒不受诏。王甫当机立断,当场将之格杀,随之又杀了尹勋。放出郑飒后,王甫率领禁军入宫劫持了窦太后,并夺走了太后保管的传国玉玺。随后,王甫又“令中谒者守南宫,闭门,绝复道”。派出郑飒等持节,协同侍御史谒者前去捉拿窦武。

  似乎宦官们即将大获全胜。

  可是,发现形势剧变的窦武同样拒不受诏。不知道是郑飒不如王甫反应快,还是窦武跑得快,反正窦武居然逃脱了抓捕,并飞马驰入步兵营内。当时任步兵校尉的窦绍是窦武哥哥的儿子。叔侄二人会合后,立即采取反制措施,当场射杀了追杀窦武的使者,并召集北军五部校士数千人屯都亭,宣布:“黄门、常侍反,尽力者封侯重赏!”然后,窦武本着兵贵神速的原则,率领着这些士兵,连夜杀向了皇宫。

  一场本来双方皆以为是手到擒来的司法框架内的斗争,终于演变成了一场小型的京都内战。

  就在窦武集结兵力的同时,陈蕃听说发生了政变,匆忙带着所属官员和追随的太学生八十余人,携带武器由承明门冲入,直抵尚书门前,振臂高呼:“大将军忠以卫国,黄门反逆,何云窦氏不道邪!”

  恰巧此时王甫正好率军外出,他听到陈蕃的话后,立即加以反驳。他认为,先帝刚驾崩,陵墓还没完工,窦武有什么功劳?居然“兄弟父子并封三侯”;而且,在为先帝守丧期间,窦武还“设乐饮宴”,并带出了很多后宫的宫女,像暴发户一样的大臣,难道还能称为有道吗?最后,王甫痛斥陈蕃身为宰辅,却大言不惭地替这种人辩护,真是贼喊捉贼。

  王甫说完这一段高论后,立即下令身边的剑士捕拿陈蕃。陈蕃虽进行了抵抗,但终于还是被抓住送进了北寺狱。早就对陈蕃怀恨在心的黄门从官们,纷纷上前踢踩陈蕃,边踩还边骂他“死老魅”,看你还能不能裁我们的员,削减我们的开支。打骂一番之后,这些宦官未经任何司法程序,当晚就杀害了太傅陈蕃。
  被利用的西北名将

  虽然除掉了陈蕃,控制了内宫和禁军,挟持了皇帝与太后,还拿到了包括传国玉玺在内的所有权力象征物,但这些宦官并没有信心在第二天的对抗中战胜窦武叔侄率领的部队。而对方急行军的步伐,却正在步步逼近宫门。

  就在束手无策的时刻,不知道是哪位高人忽然提出了一个惊人的建议:借助张奂的力量除掉窦武。

  那么,张奂是谁呢?

  此人说起来可是名头响亮得很,张奂字然明,敦煌渊泉人,长期在西北战区效命,立有汗马功劳。后来又被转到北部防线对付匈奴,同样屡立大功。与皇甫规(字威明)、段颎(字纪明)一起被京师舆论界誉为凉州三明,是帝国第一流的强悍战将。

  就在汉桓帝永康元年,也就是汉桓帝执政的最后一年,这次政变发生的前一年春天,东羌、先零五六千骑入寇关中,四处劫掠,入夏之后,更攻没两营汉军,杀千余人。入冬后,羌军不仅没有撤回根据地,反而以惊人的流寇式战略,长驱直入三辅地区,幽、并、凉三州都陷入戒严状态。危急时刻,时任护匈奴中郎将的张奂临危受命,力挽狂澜,一举将敌军击破,“斩其酋豪,首虏万余人”,幽州、并州、凉州同时解严。只是因为没有贿赂宦官,张奂才没有得到应得的封赏,只是被赐钱20万,并给予一名家人为郎的名额了事。似乎是非常失望,张奂推辞掉了所有封赏,只提出了一个要求:不再留在边疆,而是把户口从敦煌渊泉迁去弘农华阴。

  按照以往的惯例,“边人不得内移”,但是考虑到张奂的功劳确实很大,中央才特别破例允许他举家户口内调。当这场突如其来的政变演变为京师内战时,刚换了内地户口的张奂正好率军凯旋复命,回到了洛阳境内。

  按理说,和张奂有过节的宦官们应该恐惧才是。可是,就在这里,展示了这些宦官的可怕之处,他们对人性的弱点洞若观火,又能利用这个弱点作恶。他们很清楚,张奂不仅能力强,而且谨守武将以服从命令为天职的武德,更重要的是,在桓帝末年出征的张奂,根本不知道桓帝死后京城发生了什么事情,更不可能了解这次政变的真相。如果换一个计较个人恩怨的将军,反倒无法被利用。但正因为张奂是君子,是模范军人,所以才可以欺之以方。既然现在皇帝与玉玺都在宦官们的手中,什么命令发不出去呢?

  计较一定,这些宦官真的就大胆地草拟了诏书,发给了这位不久前还被他们整得够呛的将军。诏书的内容很明确:大将军窦武谋反,以少府周靖行车骑将军、加节,与张奂一起率五营校尉府的士兵平叛。
  而张奂也果然毫不含糊地接受了这道圣旨。

  为免夜长梦多,王甫立即连夜组织虎贲、羽林禁军千余人,出屯朱雀掖门,与张奂等部会合。此时已是拂晓时分,窦武的部队也已赶到。于是,就在汉灵帝建宁元年九月初八的早晨,双方的大军在皇宫之外的广场上,迎着晨曦,布下了对抗的阵列。

  似乎是震惊于张奂的突然出现,窦武没有立即发动进攻,也没有采取其他措施。张奂不知什么原因,也没有急于进攻。双方一时陷入僵持的局面。在令人窒息的沉寂中,王甫突出奇招,让自己的士兵大喊:“窦武反,汝皆禁兵,当宿卫宫省,何故随反者乎?先降有赏!”在宦官管理内廷的东汉,“营府兵素畏服中官”,所谓中官就是宦官。结果,王甫的这个策略收到了惊人的效果,窦武的部队中开始有人逃出阵列,投靠到张奂一方。双方就这样从拂晓一直对峙到中午,窦武一方的士兵陆续倒戈,最后终于逃散将尽。窦武和窦绍狼狈逃走,被“诸军追围之,皆自杀”。叔侄二人的脑袋也随之被砍下来挂在洛阳都亭示众。

  大清洗运动随之开始。

  窦武的宗亲、宾客、姻亲,悉数遭到捕杀。侍中刘瑜、屯骑校尉冯述,也都被灭族。虎贲中郎将刘淑、前任尚书魏朗,也被冠以同谋的罪名,被逼自杀。窦太后的下场也很凄惨,被幽禁在南宫。窦氏遗族则被一口气流放到了今天越南境内的海洞县一带(当时是中国的一部分)。至于朝臣,则自公卿以下,只要是陈蕃、窦武“所举者及门生故吏”,全部革职并永不录用。

  接着,清洗运动开始转向彻底追查“窦武—陈蕃”集团的同党,被发现的党人有官职的立即革职永不录用,没有官职的则要记录在案,永不录用,情节严重的要处以包括死刑在内的各种惩罚。清洗运动迅速波及到全国各地,结果就是名士李膺等百余人也都被捕捉死于狱中,家属流放边疆。“天下豪杰及儒学有行义,宦官一切指为党人”,导致各地又有近七百人遭到迫害,“死徙废禁”。

  有罚就有赏。在新一轮的大封功臣中,曹节、王甫自然地位显赫。“曹节迁长乐卫尉,封育阳侯”。王甫迁中常侍,变乱期间临时委任的黄门令一职也被保留。“朱瑀、共普、张亮等六人皆为列侯,十一人为关内侯。”张奂也被“迁少府,又拜大司农,以功封侯”。不过,事后回过神来的张奂,对自己的被利用深为懊恼,坚决不接受这些封赏。这种不吃敬酒的做法,为日后宦官集团对他的迫害埋下了伏笔。

  结果,“群小得志,士大夫皆丧气”(《资治通鉴》),直接开启了汉灵帝荒政的序幕,而汉灵帝执政22年间的胡作非为,又直接促成了东汉王朝的威望扫地与秩序瓦解。历史遂转入一个新的激流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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