枣阳与东汉文化资源:东汉对中国的影响

发布时间:2013/8/7  来源:本网站  作者:编辑整理王涛  浏览次数:3394

枣阳与东汉文化资源——

东汉对中国的影响


    1、开创盛世

    光武帝在平定天下之后,重视生产与人民生活的恢复与发展,遭战乱破坏的生产和生活得到了迅速的恢复,人口与垦田数目大大增加,史称“光武中兴”。又历经汉明帝、汉章帝30多年的统治,东汉的国力空前强盛,四夷臣服。建武二年(26年),光武帝下令整顿吏治,设尚书六人分掌国家大事,进一步削弱三公(太尉、司徒、司空)的权力;同时清查土地,新定税金,振兴农业,使人民生活逐步稳定下来。
图1:日本国宝-“汉委奴国王”金印
    汉光武帝死后,明帝即位,命窦固、耿忠征伐北匈奴。汉军进抵天山,击呼衍王,斩首千余级,追至蒲类海(今新疆巴里坤湖),取伊吾卢地。其后,窦固又以班超出使西域,恢复了西域与汉朝的联系。明帝及其子章帝在位期间,为东汉的黄金时代。

    2、明章之治

    明、章两帝共统治三十一年(57-88),秉承光武帝遗规,对外戚勋臣严加防范;屡下诏招抚流民,赈济鳏寡孤独和贫民前后凡九次;修治汴渠完成,消除西汉平帝以来河汴决坏;经营西域,再断匈奴右臂,复置西域都护和戊己校尉。史载“天下安平,百姓殷富” ,号称“明章之治”。唯明、章两帝性格不同,治术也略有差异。明帝苛察,法纪严肃;章帝宽容,遂开外戚专政之端。
    公元 25 年 -- 公元 220 年 光武帝死后,子庄立,是为明帝(五十七 -- 七十五)。明帝死后,子炟继之,是为章帝(七十五 -- 八十八)。明、章两代大体承继了光武之施政方针,励精图治,使文治、武功都有了很大成就。故 史称“明章之治”。自光武帝开基创业到汉献帝让位于魏王曹丕,东汉王朝历十二帝,立国196年。

图2:东汉地域示意图

    3、东汉文化影响

    东汉大兴儒学,太学林立,学术气氛浓厚,故而东汉在中国历史上的科技和文化发展中占有非常突出的地位,取得了前所未有的巨大成就。蔡伦在前人的基础上改进和创新了造纸术,人类历史上真正意义的“纸”-“蔡侯纸”诞生了,从而使中国结束了“竹帛”时代,这是一个划时代的变革,为中国乃至世界的文明发展做出了不可磨灭的巨大贡献;东汉还诞生了中国历史上最杰出的科学巨人-张衡,他发明了水运浑天仪与地动仪,尤其是地动仪,直到1700多年之后,欧洲才发明了类似的仪器。他在天文学巨著《灵宪》中对月食成因的解释,使他成为了世界上第一个科学的揭示了月食成因的人。此外,被称为文宗字祖的许慎所著的《说文解字》成为了汉字学的开山鼻祖,故后人研究汉字必先读《说文》;张仲景的《伤寒杂病论》是中医史上的不朽之著,成为了日后中医学的“医方之祖”。华佗是世界上第一个使用了全身麻醉进行外科手术的人,在医学比较落后的封建时代,这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成就;班固所著的《汉书》,开创了纪传体断代史的先河,成为了继《史记》之后的又一部史学巨著。在中国漫长的封建社会历史上,各个领域都出现了杰出的代表性人物,其中“纸圣”为蔡伦,“科圣”为张衡,“医圣”为张仲景,字圣为“许慎”,仅东汉一代就出现了四位“圣人”,这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成就
    4、科技文化影响

    东汉王朝在统治上沿用了许多西汉的方针与政策,而且在一些方面做了调整与改革,使之更加适于当时的社会状况。在东汉前期,政权进一步加强与地方势力的融和,使国家趋于稳定,在经济、文化、科学技术等方面都超过了西汉的水平。公元105年,蔡伦在前人的基础上改造了纸张的制造技术,使我国的文字记录方式脱离了使用竹简的时代,同时造纸术也作为我们熟悉的中国古代四大发明之一而流传至今。东汉对后世的另外一项贡献是制陶业的发展,它使中国彻底脱离了青铜时代的材料束缚,把一些以前为豪门贵族专有的用品带入了寻常百姓家。
    在自然科学方面,以张衡为代表的东汉学术界,有着很高的成就;张衡则以高超的工艺制造了“浑天仪”、“地动仪”等科学仪器,制造这些仪器的原理至尽仍被广泛使用。另外,东汉末年的名医华佗是有记载以来第一位利用麻醉技术对病人进行手术治疗的外科医生,他创造的“五禽戏”是我国第一套体操性质的健身活动。
    到东汉时期,书法、绘画已不单纯作为文字图形符号使用,它们的艺术地位逐渐显露出来,虽然今日东汉流传下来的艺术品数量不多,但从其中依然能窥得汉文化的风貌。
    由于东汉铁制农具的普及,钢铁的需要量大大增加,从而推动了冶铁技术的改进。东汉初,南阳冶铁工人发明了鼓风炉(即水排),利用水力转动机械,使鼓风皮囊张缩,不断给高炉加氧。水力鼓风炉的发明,是冶炼技术史上的一大进步。在铁器铸造方面,东汉时已熟练地掌握了层叠铸造这一先进技术。在河南温县发现的一座烘范窑,出土了五百多套铸造车马器零件的叠铸泥范。把若干个泥范叠合起来,装配成套,一次就能铸造几个或几十个铸件。同时,叠铸技术有重大改进,由原来的双孔浇铸,改为单孔浇铸。叠铸技术的改进,进一步提高了生产效率,节省了原料。考古发掘资料证明,东汉时铁制用具已普遍应用到生活的各方面。铁钉、铁锅、铁刀、铁剪、铁灯等的大量出土,就是有力的证据。东汉时期,在冶铁手工业中已经使用煤(石炭)做燃料。在河南巩县的冶铁遗址中曾发现混杂了泥土、草茎制成的煤饼,说明煤已被用来炼铁。巴蜀地区还利用天然煤气煮盐。在纺织业方面,东汉初年已能用织花机织成色彩缤纷、花纹复杂的织锦。当时,蜀锦已驰名全国,襄邑(河南睢县)和齐(山东临淄)的丝织业特别发达。考古材料还证明,在边疆地区,丝织业也有很大的发展。新疆不少地方汉墓出土的红色杯纹罗,织造匀细,花纹规整,反映丝织工艺水平相当高。在同一地区出土了组织细密的织花毛织品,颜色鲜丽,显示出当时西北高度发展的毛纺织工艺技术。
    东汉时期,造纸业取得了极大的成就。西汉时,造纸工艺还处在探索阶段。《后汉书》记载,汉和帝时,尚方令蔡伦总结劳动人民的经验,发明了用树皮、麻头、破布、旧渔网等作原料造纸的技术。新的造纸工艺,主要是在纸浆的化学处理和漂白等关键工艺上有了重大突破。蔡伦的发明,使造纸原料多样化,还能化旧利废,取材方便,提高了纸的质量,便于普遍推广。蔡伦的功绩是不朽的,当时天下都称之为“蔡侯纸”。从此,纸张迅速代替了过去的竹简、木牍和缣帛,大大便利了科学文化的传播和推广。公元8世纪时,中国造纸术传入西亚,以后又传入欧洲,逐步在全世界得到推广。纸的发明使用,是中国对世界文明的巨大贡献。漆器业、陶瓷业等手工业部门,在东汉时也都有进一步的发展。当时的漆器以蜀郡、广汉出产最为有名,两地工官主造的漆器,都是精美绝伦的手工艺品。当时,瓷器烧制的火候更高,器物的吸水性更弱。从出土的器物看,它已十分接近后来的青瓷。
    东汉时期中国南方经济加快了发展。西汉时,会稽郡户22万,口103万,东汉时,原会稽郡分为吴郡、会稽郡,会稽郡有户12万,口48万,吴郡有户16万,口70万。西汉时,豫章郡有户6万,口35万,东汉时户数达到40万,口数166万。西汉时蜀郡户26万,口124万,东汉时户数30万,口135万。西汉时益州郡户8万,口58万,东汉时分原来益州郡为益州郡、永昌郡,其中益州郡户2万,口11万,永昌郡户23万,口189万。
    灌溉工具、水利事业获得改进和发展。在各地发现的东汉墓葬里,经常可以看到水田和池塘组合的模型,有从池塘通向水田的自流水渠,有的还在出口处安置闸门。汉灵帝时,宦官毕岚总结劳动人民的实践经验,创作翻车和渴乌,使灌溉水平大大提高。东汉时期,不仅修复和扩建了许多已堙废的陂塘,而且又新修了一批水利灌溉工程。如汝南地区的鸿隙陂,西汉时堙废。东汉初,邓晨任汝南太守,加以修复,可以灌溉几千顷良田。后来又不断加以扩建。汉和帝时,太守何敞又在那里修治渠道,开垦良田三万多顷。又如下邳徐县北的蒲阳陂、庐江的芍陂、会稽的镜湖等,都是当时著名的灌溉工程。东汉前期,各地还开凿了许多灌溉渠道,三辅、河内、山阳、河东、上党、太原、赵、魏及河西、江南地区,也都“穿渠灌溉”,有的地区还开辟了很多稻田。黄河的治理,更是当时一项巨大的水利工程。公元1世纪初,黄河在今河南、河北交界地区决堤,河道南移,改从千乘(山东高宛以北)入海。河水泛滥成灾,淹没了几十个县。汉明帝时,在著名水利专家王景、王吴的主持下,用“堰流法”修了浚仪渠,并从荥阳至千乘海口千余里间修渠筑堤,从而使河、汴分流。黄河受两堤约束,水势足以冲刷沙土,通流入海。经过广大人民的辛勤劳动,终于战胜了黄河水患。此后八百年间,黄河没有改道,水灾也减少了。
    生产工具的改进有显著的成就。东汉时,出现了短辕一牛挽犁,它操作灵活,便于在小块农田上耕作。这种短辕一牛挽犁的出现,是跟犁铧的改进结合在一起的。东汉时,已经大量使用全铁制犁铧,它比以往的V形犁,刃端角度已逐渐缩小,不但起土省力,而且可以深耕。此外,新型的全铁制的耕作工具也逐渐增多。在四川乐山崖墓石刻画像中见到的曲柄锄,是便于铲除杂草的中耕工具;四川绵阳发现的铁制钩镰,全长35厘米,是专用于收割的小型农具,操作起来很方便。据记载,汉献帝末年,雍州刺史张既曾令陇西、天水、南安三郡富人造屋宅水碓。可见水碓在当时已经普遍采用了。水碓是用水力带动石碓的舂米工具,它比以前用柱臼或脚踏石碓舂米,不但省力,而且效率要高得多。考古发掘还不断有陶风车、陶磨盘模型出土,都说明农产品加工工具有了显著进步。
    牛耕技术在东汉时受到了普遍的重视。当时,一些地方官吏注意推广牛耕技术,铁犁牛耕技术已从中原向北方高原和江南一带推广。陕西绥德县东汉画像石上的牛耕图,和米脂县东汉牛耕图,证明陕北高原的牛耕技术和中原地区已没有什么不同。任延做九真太守,在当地推广牛耕,田亩年年增辟。在西汉后期发明的精耕细作的区种法,到东汉时期得到了迅速推广。在崔实的《四民月令》中,记述了地主田庄内精耕细作经营农业的一些情况。这种田庄的农业经营,十分注意时令节气,重视杀草施肥,根据不同土壤的性质,种植不同的作物,采用不同的种植密度。并能及时翻土晒田,双季轮作,提高土地的利用率。由于农田水利工程的兴建,农耕工具的改进,农业耕作技术的提高以及精耕细作方法的推广,大大提高了社会生产力,使东汉时期的农业生产有了较大的发展。和帝永兴元年(公元105年)的垦田数字达到732万多顷,人口达到5325万多人。这个数字略低于西汉,但如果把东汉豪强地主隐瞒的田亩和人口包括在内,实际的垦田面积和人口数字肯定要超过西汉。
    庄园经济的发展。东汉时期,豪强地主都占有大量土地,通常又采取田庄式的生产经营方式。在当时的田庄中,有农、林、牧、渔各业,还从事某些手工业的生产,或进行一定的商业和高利贷活动,具有极强的自给自足性质。例如刘秀母舅樊宏在湖阳经营的田庄,其中有数里面积的樊陂,田地达三百余顷。在这个田庄中,庐舍楼阁成片,“竹木成林,六畜放牧”,“檀棘桑麻,闭门成市”。可见其规模很大,具有多种经营的特点。另外,樊宏还“好货殖”,从事商业和高利贷活动。(《后汉书·樊宏传》)在四川发现的画像砖上,也可以看到地主田庄的同样情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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